探索生命现象——访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升平先生
气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它长期流落于山林草野、僧院道观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但在民间，接受它的人还是很多。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它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是人类从远古时代开始不断总结出来的心身并练、性命双修、意气形神相结合的健康长寿、开发人体潜能的方法。对它的研究、探索，是对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宝贵财富的继承和发扬，是为让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近段时间以来，有的传媒发表了一些人的谈话和议论，焦点是：气功的外气根本不存在；严新与清华大学所做的气功实验是假的。这些言论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读者问：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于1998年5月1日晚在绵阳市临园宾馆采访了应邀前来参加四川省健身气功交流大会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升平先生。
记者：李先生，您作为当年与严新医生合作实验的参与者之一，请您谈谈当时的实验情况。
李：与严医生的气功科研实验其实早在十二年前就作了，实验结果也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现在只得旧话重提。清华大学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组，课题的立项、注册和科研经费都出自清华大学科研处，成员来自清华大学各单位。课题编号为：I0458403。1985年1月12日所签订的《清华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合同书》的封面上写明：
项目名称：气功科学研究；
委托单位：清华大学科研处；
承担单位：生物科学技术系；
项目负责人：陆祖荫。
参加人员来自清华八个部门和单位。我是参加者之一，来自化学系。
经过对严医生的了解和实验方案的准备，于1986年12月22日我们开始实施实验方案。实验包括：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来观察气功外气对水、生理盐水等溶液结构的作用影响，最后这些实验都获得了成功。详细情况可以在《自然杂志》的论文(1988年1l卷8期)中看到。
我们这轮实验从1986年12月22日一直作到1987年1月23日，共进行了10组。每组都要重复作3—5次实验。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对此轮实验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国内人体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新华社对此项实验也十分关注，特派记者对实验进行了现场追踪采访，最后还专发了一份内参(第1741期)。
我们于1988年1月至3月与严新医生合作又进行了数十次，包括十几种样品的2000公里超远距离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的作用影响的实验。实验中使用了激光荧光，顺磁共振，激光拉曼，荧光光谱仪等。实验结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自然杂志》(1988．11卷10期)上。参加实验的连我在内清华共14人。重庆中医研究所严新1人。
清华的科研人员在世界上首先运用大量科学实验研究证实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其分子性状”这一现象。钱学森博士称该实验为“世界首创”，“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
记者：“外气”如果确实存在，能否将对它的研究从实验室搬到工厂?
李：清华科研人员在严新医生配合下，从1987年起着手“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诱变”研究。1989年，又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及我国最大的制药厂——中国华北制药厂签署了合作进行“气功外气诱变工业微生物菌种科学实验”的科研合同……这次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1990年4月21日，在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主持下，由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方心芳院士任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气功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方法”评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协、国家科委、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卫生部等十多个单位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以方心芳院士、贝时璋院士、胡海昌院士以及另外五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详细听取了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华北制药厂的代表提出的有关该项科题的详尽报告，并对有关的试验过程进行了认真地考察，专家们对该项科研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一致通过了对“气功处理工业微生物菌种方法”的成果评审。
方心芳院士在大会上宣读了评审意见书之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我是搞生产的，是搞工业微生物，搞发酵的。解放以来领导上指示我说：人民需要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去做。所以这四十年来我就一直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去做。可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我得到的结论：我们要用事实来说话，要有不怕别人怎么说的精神，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名誉所长、中国生物物理研究的奠基者贝时璋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觉得这次工作的战果是很大的，这不仅是一个科研的战果，而且也是一项科技发明，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的工作从“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的作用影响”的发现到“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诱变、选育技术”的创造，从来都是严肃认真的，否则不可能有“生物处理技术”的诞生。而反对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人不承认事实，从来不敢提及“生物处理技术”的创立及其科学实验的成功。我们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老一辈科学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所作的工作是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不仅坚持过来了，而且还将继续把这项工作搞下去，把它作得更好些!
记者：李老师，你能不能给大家谈谈严新医生本人以及他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你们见面的时候较多。
李：严新医生为人治病、作气功学术报告等，从来不收费，而最令人可敬可佩的是他敢于同科研部门合作对气功进行科学实验，这证明他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如果他的功夫是假的，他敢吗?如果是个人目的，他能吗?他敢在精密仪器下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做科学实验，这是他的勇气，他的无私，他的一种奉献精神。
严医生是个自律性极强的人，特别在钱财方面，从不动心。有一次在亚运村，中国画院赠送给严医生十几幅著名画家的绘画，可他随即就转赠他人。无论多贵重的礼物，他都送人。他谦虚、宽容，对有写文章骂他的人，他不反击，而是虚心请教。他生活俭朴，无论什么场合吃饭，他吃得极少且素食，更无其它奢侈爱好。最近几年“辟谷”仅喝点水，十几年来，几乎没休息过．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奉献精神的人。淡泊名利、清贫朴素是他生活写照。
有人说特异功能不过是“魔术”，我想严新医生再傻，也不至于傻到敢在中国一流的大学、专家及科研工作者面前、高精尖大型仪器面前去表演“魔术”?
多年以来他给人治病、或作科学实验，忙碌、辛苦，还得承受各种误解、非议甚至诽谤，这，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李教授特别提到了钱学森博士对人体科学的评价：“人体科学是科学的珠穆朗玛峰，需要我们付出几代人的艰苦劳动和探索。”
最后，李升平先生以一个科研工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坦言：在人体科学这一领域，我们中国人目前无论在科学的实验研究亦或在方法论上都具有一定优势，我们不应重复我们在历史上曾多次犯过的错误，再次失去在一门前景广阔的新型学科上占据领先地位的大好时机了。
（原载于《改革时报》1998年5 月12日，有删节）